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国会前,一名男子在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的反政府示威现场挥舞巴西国旗。
新上任不久的巴西总统卢拉紧急部署平息骚乱,目前已有逾400人被捕。回顾事件,至少传递出三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凸显该国政治局面之复杂。
第一个信号:
骚乱时机耐人寻味
这场骚乱,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爆发。事发时,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圣保罗州视察暴雨灾情。
在随后的紧急讲话中,卢拉强烈谴责骚乱事件,指责政府建筑被“法西斯分子”和“狂热分子”攻占,是“野蛮行为”。目前,他已回到遭破坏的总统府。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
卢拉誓言严惩骚乱制造者,铲除幕后资助者。他果断签署联邦干预安全法令,加强首都巴西利亚安保,多管齐下应对冲击。
其一,下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巴西利亚,以恢复秩序。
其二,下令关闭巴西利亚市中心24小时,包括行政和政府大楼所在主干道,宣布当地进入联邦安全干预状态,持续到1月31日。
其三,撤换当地公共安全负责人,任命司法部副部长卡佩利为新负责人。
目前,据巴西联邦区州长罗查透露,已有400多名参与骚乱者被捕。巴西《圣保罗页报》称,为将示威者赶出相关建筑,军警、联邦警察、装甲车、直升机齐齐出动,催泪瓦斯弹、震撼弹、胡椒喷雾纷纷上阵……
总体可见,事态还是挺严重的,影响也不小。
虽然正式调查结果出来前,一切都只是猜测,但细观事件第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来自骚乱发生的时机和形式。
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示威反对总统卢拉。
至少,有三点引人思考:
第一,骚乱发生时卢拉刚上任一周多,事发时总统不在总统府,这是时机凑巧还是精心选择?
第二,正如卢拉所说,是首都安全出现“疏漏”让示威者有机可乘,也导致首都安全负责人紧急换将。那么,“疏漏”究竟从何而来?
第三,骚乱形式为何如外媒所言,与北美的那个“超级大国”类似?
第二个信号:
前总统表现耐人寻味
事实上,巴西正处在政治紧张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气氛当中。
一方面,是前总统博索纳罗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不甘败选;另一方面,是总统卢拉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重返权力中心。两股力量激烈博弈,造就了巴西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
资料图:博索纳罗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特朗普”。他曾在巴西国民议会下议院,度过了作为边缘议员的七届任期,也曾表达对该国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怀念。由于在经济、新冠疫情和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等方面应对不力,竞选连任时,他失去了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在此之际,第二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出现了,那就是博索纳罗的表现。
自竞选落败以来,虽然其支持者一直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质疑总统大选结果的公正性,大肆鼓噪和开展破坏行动,甚至呼吁发动军事政变让卢拉下台,但博索纳罗本人在公共场合几近缄默。
就连博索纳罗的副总统莫朗也批评其未能及时安抚和团结国家,而是“让反民主情绪制造混乱和割裂”。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所在政党,形容暴力冲击政府机构事件是“巴西悲伤的一天”。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图
任总统期间,只有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能对博索纳罗发起刑事调查,但随着卢拉2023年1月1日宣誓就职新一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失去了司法豁免权。眼下,他本人、心腹及两名儿子,面临散播虚假信息、攻击选举制度等指控。
宣誓就职时,卢拉不点名地批评了博索纳罗任内的做法,强调“犯错者将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他认为,“这个国家为权利、主权和发展而建立的大厦,近年来遭到了系统性破坏”。
英国《卫报》等披露,在巴西总统任期结束前48小时,博索纳罗已秘密离境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避难”,也未出席卢拉的就职典礼。
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有外媒发现自己侄子身处骚乱现场,但博索纳罗仍罕见发声,否认与骚乱间的关联。他表示,“我否认巴西现总统对我的指控,这没有证据”。
第三个信号:
美国表态耐人寻味
巴西形势突变后,各方纷纷表明立场。谴责暴力、支持巴西民选政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
资料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联合国
“巴西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巴西人民的意愿及民主机构“必须得到尊重”。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政府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纷纷批评骚乱的发生。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将巴西此次骚乱形容为“政变企图”,他还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总统身份,呼吁各成员国共同对抗巴西的反民主进程。
欧洲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欧洲国家和机构领导人,谴责暴力事件,表达对巴西民选政府和民主制度的支持。
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示威者强闯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为,认为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的攻击“令人发指”。拜登表示,巴西民主制度“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资料图:美洲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会见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同卢拉总统一道呼吁立即停止这些行动”。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则点名称:“我谴责博索纳罗无视民主原则,煽动对巴西政府大楼的无耻攻击”,“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发生至今两年,特朗普的遗产还在继续毒害北半球”。
不得不说,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态,是整件事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信号了。
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当政,为谴责对头共和党的特朗普,拜登政府公开表态要和美国曾千方百计想“除掉”的卢拉站到一起。
然而,美国似乎得了健忘症,是谁将拉美视为自家后院为所欲为?是谁在拉美诸国包括巴西煽动颜色革命和政变?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卢拉需要吗?
另一方面,美国是不是忘了博索纳罗在佛罗里达州“避难”?“巴西特朗普”的弃子命运,来得这么快?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曾被认为与国企贪腐案有关,获刑9年半,图为2018年其前往警局时记者蜂拥采访。
事实上,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此次当选总统十分不易,被巴西劳工党誉为“凤凰涅槃”。此前两任巴西总统期间,卢拉提振了巴西经济,帮助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声望极高。
然而卸任后,卢拉被指贪腐入狱,在狱中度过580天后,定罪被撤销。随着他赢得历史性的第三个总统任期,人们期待这位获称“博索纳罗解毒剂”的老将,在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大展身手,再次团结这个国家。(完)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