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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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